我国远洋渔业发展阶段特征、演进动因与趋势预测

中图分类号:S9;P7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 9857(2017)09- 0059- 06

1 我国远洋渔业发展的阶段划分及特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可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1 1949—1971年:空白期

新中国成立后,确定了以恢复渔业生产为指导的水产工作总方针,要求尽快恢复渔业生产,增加水产品的供给,改善渔民收入水平。此时,海洋渔业生产的重点在于沿岸和近海,对远洋渔业几乎没有涉及。究其原因,当时我国的近海水产资源比较雄厚,可供开发利用;同时开发近海水产资源对设备、资金、技术及人员素质的要求都较低,这对于刚刚恢复渔业生产的新中国更具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1. 2 1972—1984年:积极筹备期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渔业水产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1972年我国海水产品产量达291. 4万t[1], 较1950年的54. 6万t,增长了433. 7%。其中,海洋捕捞产量265. 8万t,海水养殖产量25. 6万t,海水产品的捕捞养殖比为18. 4∶1,近海渔获量占捕捞渔获总量的90%以上,近海开发过度而海外开发不足的状况十分严峻。而此时,世界远洋渔业正步入高潮,产量达世界渔业总产量的1/4[2]。近海资源的日益减少,海外丰富的可开发资源,使得发展远洋渔业的构想提上日程。

1972年农业部至国务院的报告中提到,为了保护和合理利用浅海渔业资源,提高水产品质量,海洋渔业必须尽快向外海发展。我国远洋渔业事业已进入国家政策层面进行探讨。

1973年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合法地位。我国开始正式参与到世界海洋渔业活动中,在国际上为我国开展远洋渔业、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获得了合法权益。

1980年国家水产总局组团赴澳大利亚、新西兰、所罗门、基里巴斯4国进行考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公派出国考察远洋渔业问题,提出了发展我国南太平洋金枪鱼钓渔业和有关渔业合作的意见,但受限于技术、资金,尚无力开展远洋渔业。

1983年国家提出“远洋渔业在近期要有所突破,国家要给予支持”。在我国海洋渔业30余年发展的基础之上,根据实际可能,重新提出了“开辟外海渔场,开发远洋渔业”的问题。

1984年中国与几内亚比绍签订第一个远洋渔业协定。为我国远洋渔船奔赴西非提供合法依据,标志着我国远洋渔业事业开启的幕后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

在我国远洋渔业发展的积极筹备阶段,近海渔业资源由于乱捕滥捕、开发过度等遭到了严重破坏,使得我国渔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开始扭转片面捕捞、忽视保护和增值资源的倾向,休渔期政策的出台进一步推动了发展远洋渔业事业的讨论。近海渔业政策指导方针的转变,肯定了发展远洋渔业的必要性。政府的积极作为是这一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一方面,国家出面对外积极寻求国际渔业合作,开辟远洋渔业作业海域;另一方面,对内实行政策引导和扶持,组织远洋渔业考察学习团,培养远洋渔业专门性人才,鼓励远洋渔业事业的发展。

1985年,我国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开赴西非捕鱼,揭开了中国远洋渔业发展的序幕。同年,上海、大连、烟台渔业公司先后派出渔船开赴白令海峡的公海水域,进行远洋捕捞作业,开始了我国远洋公海的捕捞生产,迈出了我国公海渔业的第一步,至此,我国的远洋渔业事业全面开启。

根据1985—2015年的远洋渔业产量[3](图1)、远洋渔业产业结构(图2)和国家渔业政策的变动情况,可将1985年以来我国远洋渔业事业划分为4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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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85—2015年我国远洋渔业产量折线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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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0—2015年我国远洋渔业产业结构演进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洋年鉴、中国渔业年鉴数据整理所得.

1. 3 1985—1990年:起步期

起步期,我国远洋渔业产业结构以过洋性渔业为主,大洋性渔业发展不足;远洋渔业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分布在西非、北太平洋、西南大西洋及南太平洋等海域;远洋渔业产量较低,在海洋捕捞总产量中的比重小,如1990年,我国海洋捕捞产量为550. 89万t,远洋渔业产量为17. 91万t,占比3. 25%;在渔业交流与合作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与21个国家建立渔业合作关系,开展鱿鱼钓和金枪鱼钓项目;远洋渔业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比较大,充分依托国有渔业企业在资金、技术设备和人才上的优势推动我国远洋渔业的较快发展是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国家对发展远洋渔业给予了高度重视, 1989年3月,在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产业政策中,把远洋渔业列为重点扶持发展产业,大力发展远洋捕捞。

1. 4 1991—1997年:快速发展期

经过5年的艰苦摸索,我国的远洋渔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远洋渔业产量从1991年的32. 35万t快速增长至1997年的103. 7万t,短短7年时间,产量增加了71. 35万t,增长率高达320. 56%。快速发展期,我国的远洋渔业产业结构仍以过洋性渔业为主,大洋性渔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远洋渔业作业方式仍以拖网作业为主,鱿鱼钓、金枪鱼钓项目进展顺利,作业区拓展到日本海、印度洋、中西部太平洋及南太平洋等海域;渔业国际交流与合作取得重大进展,加入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国际委员会(ICCA T)、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等渔业组织,与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积极磋商公海合作捕捞项目,与摩洛哥、毛里塔尼亚等国进一步加深渔业合作,为我国远洋渔业发展争取了友好的国际环境;远洋渔业产量增长较快,如1997年,我国海洋捕捞产量为1 385. 38万t,远洋渔业产量为103. 7万t,占比7. 5%,较起步期的海洋捕捞总产量中远洋渔业产量占比上升了一倍;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目标的确立,鼓励了民营渔业企业加入到远洋渔业事业中来。

国家对远洋渔业事业发展的支持由重视、关注转向具体促进政策的落地。相继出台了支持远洋渔业企业的优惠补贴政策,确立远洋渔业企业资格认证制度,并对拥有远洋捕捞渔获的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确保国家对远洋渔业的支持精准有效、落到实处,鼓励更多的渔业企业走出国门,从事远洋渔业作业。

1. 5 1998—2006年:调整期

面对世界渔业资源逐年减少的趋势,如何在远洋渔业产量一定或减少的情况下,保证其产值不变甚至增加,对我国远洋渔业提出了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效率、效益的挑战。1998年12月30日,农业部在渔业专业会议上决定:我国1999年海洋捕捞计划产量实行“零增长”,即保持在上一年的产量水平。这标志着我国开始从以往抓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加,转向注重结构的优化和质量效益的提高,至此,我国远洋渔业事业进入到调整期。

该阶段,远洋渔业产业结构调整取得重大突破,大洋性渔业比重不断增加,2006年,与过洋性渔业产量基本持平,打破了长期以来过分依赖过洋性渔业发展远洋渔业的失衡局面,表明我国远洋渔业产业结构调整成就显著;远洋渔业作业海域涉及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公海及33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属经济区;调整期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远洋渔业产业链的拓展,由单纯捕捞渔获的原料提供行业向捕捞、运输、初级加工等行业转变。远洋渔业海外基地建设为远洋渔业事业的发展保驾护航,以中水集团为例,截至2006年,公司共建立两个海外基地和10余个海外办事处,实现了远洋渔获的初级加工、冷藏,远洋渔船补给、修坞、停泊以及渔获的集散贸易等功能,大大提高了远洋渔获的经济价值,促进了远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调整期,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远洋渔业结构调整工作,把发展远洋渔业作为贯彻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和渔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渔民转产转业的一个重要途径;加大了对大洋性公海渔业的开发力度,增加了公海渔业资源探捕和超低温冷藏设备研制和开发的投入,加强了对远洋渔业企业的宏观管理和引导。

1. 6 2007年至今:优化期

远洋渔业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经过9年调整期的努力,基本摆脱了以过洋性渔业为主导的局面,实现了大洋性渔业与过洋性渔业的均衡发展,我国的远洋渔业事业进入追求低资源消耗、高经济效益的可持续发展优化期。

在优化期,远洋渔业产业结构趋于合理,远洋渔业产量稳中有升。以2015年为例,远洋渔业产量达219. 2万t,占海水捕捞量的16. 67%;远洋渔业作业区开拓至南极海域,远洋渔业国际合作持续推进,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远洋渔业合作项目,在世界远洋渔业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远洋渔业海外基地建设成果显著,截至2015年底,我国具有远洋渔业资质的企业达160家,共成立了100多家驻外代表处和合资企业,建设了30多个海外基地[4],极大地保障了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产业链延伸及市场开拓取得进展,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国内远洋渔业产品专业加工厂已达20多家,远洋产品市场拓展至郑州、重庆等国内中西部地区[5]

国家继续助力远洋渔业事业的发展,批准建立舟山和沙窝岛国家级远洋渔业基地,促进远洋渔获的精深加工与贸易,推动远洋渔业由捕捞、初级加工向捕捞、精深加工转变,提升我国远洋渔业竞争力;远洋渔船更新建造速度明显加快,2013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加快渔船更新改造、加强渔业装备研发”,在国家和各地扶持政策带动下,远洋渔企积极建造、更新渔船,远洋渔船装备水平显著提升。

2 推动我国远洋渔业进阶的演进动因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空白期、筹备期、起步期、快速发展期、调整期和优化期6个阶段,每一阶段的演进都是诸多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图3),但在不同的阶段,起主导作用的演进因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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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远洋渔业发展影响因素

2. 1 远洋渔业演进动因的阶段分析

2. 1. 1 空白期向筹备期演进的动因分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渔业的发展重点在沿岸和近海。在我国过度开发近海渔业资源的同一时期,世界上的渔业强国纷纷投身于远洋渔业事业,进行外海渔业资源的勘探开发,开辟了众多远洋渔业作业海域,大大拓展了远洋渔业的发展空间。近海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与远洋渔业资源开发不足的矛盾,引起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关注、思考,推动着我国远洋渔业事业进入到筹备期。

2. 1. 2 筹备期向起步期演进的动因分析

国际渔业合作的顺利开展对我国远洋渔业事业进入起步阶段起到重要作用:一方面,中外渔业合作项目的达成,为我国的远洋渔船提供作业海域,并在远洋渔船维修、补给、停泊方面提供支持,而且为远洋渔获开辟了销售市场;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各类国际渔业组织,为我国远洋渔业事业发展争取更多的话语权,维护我国远洋渔业的合法权益。政府积极作为是推进我国远洋渔业事业进入起步期的另一重要动因,通过与多个国家洽谈渔业协定事宜、寻求国际渔业合作,公派人员出访渔业强国,学习远洋渔业发展的技术、知识和经验,为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积累经验、夯实基础。

2. 1. 3 起步期向快速发展期演进的动因分析

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推动我国远洋渔业事业步入快速发展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完善,经济环境进一步开放、市场更加自由,远洋渔业参与主体多元化,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进军远洋渔业,为远洋渔业发展带来资金、技术和人才。国家对远洋渔业扶持政策的落地,分担了远洋渔企的海外风险,鼓励更多的远洋渔企走出去。

2. 1. 4 快速发展期向调整期演进的动因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的远洋渔业处于结构严重失衡的状态,过洋性渔业比重高达80%以上,大洋性渔业发展严重不足。在发展初期,依赖过洋性渔业发展远洋渔业符合国际上大多数渔业强国发展远洋渔业所采取的非均衡路径。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应当逐步扩大大洋性渔业的比重,使得大洋性渔业与过洋性渔业实现均衡发展,而我国尚未实现两者的均衡发展;另一方面,入渔国日益严苛的捕捞条件、多变的政策也大大限制了过洋性渔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发展大洋性渔业来调整远洋渔业产业结构。此外,近海渔业资源养护力度进一步加大,在国家出台的海洋捕捞“零增长”政策约束下,为实现远洋渔业的发展,需改变单一的捕捞作业为捕捞、加工、销售相结合作业,提高远洋渔业的发展质量和效益。

2. 1. 5 调整期向优化期演进的动因分析

经过调整期的各方努力,我国大洋性渔业得到快速发展,并于2006年与过洋性渔业产量基本持平,远洋渔业产业结构趋于合理。这一时期,世界渔业资源过度开发的现象十分严峻,特别是公海资源乱捕、滥捕的加剧,使得世界渔业资源锐减,国际社会关于公海捕捞资源养护问题的争论此起彼伏,各类国际渔业组织也相继出台配额政策、入渔条件限制政策对渔业资源进行保护。在远洋渔业资源日益减少的条件下,如何实现远洋渔业资源养护与利用开发的统一、经济效益与社会生态效益的统一,如何实现远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摆在我国面前亟须解决的课题。

2. 2 远洋渔业演进动因的整体分析

在推动远洋渔业发展的演进动因中,以远洋渔船为代表的机器设备的改进与技术创新对远洋渔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统计整理我国1998—2014年远洋渔业产量与远洋渔船数量的面板数据(图4),发现两者之前存在密切联系,远洋渔船数量和远洋渔业产量大体保持一致的波动性。可见,远洋渔船的数量规模在我国远洋渔业的演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驱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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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98—2014年我国远洋渔业产量与远洋渔船数量变动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洋年鉴、中国渔业年鉴数据整理所得.

政府的积极作为贯穿了我国远洋渔业发展的全过程,成为推动远洋渔业阶段演进的持续驱动力。远洋渔业从筹备到壮大、从非均衡发展到结构优化都受到政府有力的引导和扶持,国家和地方政府在财政、税收上给予远洋渔业极大的政策优惠,并将其发展纳入中长期规划,从战略高度部署远洋渔业事业。

3 我国远洋渔业发展趋势预测

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远洋渔业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已成长为世界远洋渔业大国,但同时也面临严峻挑战。目前,我国远洋渔业正处于优化期这一关键时期,渔业资源与市场需求的结构性矛盾突出、经济效益与社会生态效益矛盾加剧等问题亟待解决,这意味着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将紧紧围绕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展开。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趋势体现在三大转变上。

(1)转变远洋渔业增长方式,由渔业资源依附型转变为科技资源驱动型。类似于传统渔业,远洋渔业具有资源依附性的特点[6],其产量变化同世界渔业资源状况息息相关,也受到远洋渔船装备、资源勘探能力、捕捞技术等硬件资源的影响。

长期以来,直接捕捞产值占据着我国远洋渔业产值的绝大部分,意味着我国远洋渔业的增长仍是依附于渔业资源的消耗。面对世界渔业资源锐减的趋势,加之海外基地建设滞后,远洋渔船冷藏、加工装备欠缺等问题,使得未经挑拣或加工的远洋渔获直接以原料形式供给市场,大大降低了远洋渔获的经济价值和营养价值,导致远洋渔业效益流失严重。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转变增长方式,通过远洋渔船更新改造、加强资源勘探开发和捕捞技术的创新,在降低捕捞作业成本、提高捕捞效率的同时,实现远洋渔获的分拣、冷藏和加工,延长远洋渔业产业链,实现渔业资源依附型向科技资源驱动型转变。

(2)资源消耗型转变成资源创造型,推进海外“蓝色粮仓”建设。目前,我国以捕捞为主的远洋渔业对渔业资源的消耗较大[7],随着渔业合作国入渔条件的日益严苛、国际渔业组织对公海捕捞约束的加强,限制了过洋性渔业和大洋性渔业的发展。在渔业资源再生方面,国内“蓝色粮仓”建设积累了可供借鉴的丰富成果,寻求海外渔业养殖条件适宜的国际合作项目,推进海外“蓝色粮仓”建设,积极发展海外养殖,实现渔业资源的再生。将海外“蓝色粮仓”基地打造成为集养殖、捕捞、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体,向全球供给优质海产品,实现我国远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3)资源破坏型转变为资源养护型,树立负责任远洋渔业大国的形象。远洋渔业是我国渔业外向化发展的重点产业,不同于近海渔业,远洋渔业需要“走出去”和别国打交道,需要广泛地参与国际合作和交流[8],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和入渔国、世界渔业资源均联系紧密,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要兼顾各方利益,以益于入渔国和世界渔业资源的养护和增殖为己任,树立负责任远洋渔业大国形象。通过实现渔业资源依附型向科技资源驱动型转变、资源消耗型向资源创造型转变,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将不再以消耗渔业资源为代价,不再以渔业资源环境的破坏为牺牲,我国远洋渔业便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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